烽火留痕

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

以檔為憑，見微知著；

以痕為引，穿越時空；

以史為鑒，薪火長傳。

每一頁泛黃的紙，都是烽火歲月的年輪；每一道斑駁的墨痕，皆刻著民族的脊梁。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中山檔案方志”特辟專欄《烽火留痕》，以檔案地方志視角講述中山抗戰(zhàn)故事，解封歲月鈐印，聽歷史以灼灼真相宣告。

桑梓情深紓國難——

征信錄中所見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

抗戰(zhàn)救濟事業(yè)

“征信錄”的說法，常見于清代及民國，如今在中國內地的口語與書面語中已鮮用，港臺地區(qū)多少還保留了這一用語習慣。據(jù)《漢語詞典》的解釋，“征信錄”為“經理公益款項的收支報告書”。晚清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第十五回載：“究竟收了款，就登在報上，年年還有征信錄，未必可以作弊?！鳖H形象地道出了征信錄所體現(xiàn)的作用及意義?？梢哉f，征信錄不僅是收支的記錄，還是防范舞弊和標榜誠信的工具。

中山市檔案館藏有一份民國時期的《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征信錄》（下稱該《征信錄》）。逐項細細閱覽，筆者不覺拋卻對征信錄實用性的固有印象，里面細碎的款項和數(shù)字，在只可追憶的歷史時期，似乎更有溫度，也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組織？這得從香港中山僑商會說起。

發(fā)起聯(lián)合抗戰(zhàn)  救助桑梓

香港中山僑商會是現(xiàn)今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中山同鄉(xiāng)社團，成立于1911年。中山文史學者高民川先生所撰《香港中山僑商會史略》中提到，該會脫胎于“香山同鄉(xiāng)會”，由中山旅港商界名流唐溢川等人組織發(fā)起，最初定名“香山僑商會所”，后二度更名，于民國27年（1938年）定為今名?！霸摃m以‘僑商會’為名，但組織并非純以商店為單位，凡從事商業(yè)及政界、文化界、工界及各界鄉(xiāng)親，凡有正當職業(yè)，均可參加，其性質與同鄉(xiāng)會無異?！敝猩绞袡n案館藏有一封民國37年（1948年）1月13日中山僑商會理事長董仲偉、陳友耀致海內外同鄉(xiāng)的信，信中提到，該會“旨在團結邑僑，襄辦善舉，維持公益，聯(lián)絡鄉(xiāng)情”，從諸多事例可見，一百多年來，該會履職盡責，不遺余力。

民國37年（1948年）1月13日中山僑商會理事長董仲偉、陳友耀致海內外同鄉(xiāng)的信（部分）

（中山市檔案館藏）

1937年，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中國軍民奮起抵抗，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式形成，中國掀起了全民族抗戰(zhàn)的高潮。旅居海外的僑胞心系祖國，對國人處境感同身受，各僑團紛紛發(fā)起抗日救亡運動，組織成立救亡團體。香港中山僑商會也于1938年5月16日建立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下稱“濟難總會”）。

一份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成立情況報道的剪報（部分）

（中山市檔案館藏）

中山市檔案館館藏的一份檔案記錄了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成立的情況。這是一份來自中山本地報紙的剪報，標題為《本邑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設香港——負責募款供本邑濟難 發(fā)表宣言及職員名單》，報道對當時中山民眾的悲慘處境進行強烈而悲憤的控訴：“自從第七區(qū)的三灶島給敵人占據(jù)了以后，我們的同胞，被殘殺的已有六七千人之多。同時，第六區(qū)淇澳島的同胞，因著敵人不時的登陸，施其奸淫焚殺的慣技，以致顛沛流離者，觸目皆是。最近，那窮兇極惡的敵機，更航進我們縣治所在的石岐鎮(zhèn)領空，大肆轟炸，以致我非武裝的平民，慘遭荼毒，殘肢斷腿，血肉模糊，充滿了長堤沿岸，造成了空前沒有的慘痛史實?！痹诖朔N慘痛的境況下，中山民眾對于救助的渴盼可想而知，而旅居海外的僑胞又豈能安居一隅，由此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有感于“我邑海外同鄉(xiāng)，救鄉(xiāng)心切，因特組織濟難總會于香港，同時在各埠分設分會”，并闡明：“我們所負的使命，除對國家和邑人盡力救助之外，還要喚醒國內外的邑僑，一致起來，聯(lián)合我全民族的力量，有組織地、有規(guī)律地來做政府的后盾。”

由報道刊登的組織章程可知，濟難總會的最高職權機構為“發(fā)起人全體大會”（香港中山僑商會全體董事為發(fā)起人），決議一切會務；大會選舉各界中山籍名流組成名譽委員，在職名單中，有孫中山長子孫哲生（即孫科），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鐘榮光，香山縣第一任民選縣長吳鐵城，時任中山縣縣長張惠長等。

該會下設多個辦事部門：文牘室，負責辦理和保管往來文件、組織會務分派任務、擬撰規(guī)章文書等，類似于現(xiàn)在各類機構的辦公室；還有總務組、財務組、宣傳組、籌募組、交際組、購買組、運輸組，各組下設多個股，負責各項相關事宜。各組都設有組長1人，干事若干人，除了文牘因為公務接洽，每月有津貼或公費外，各組職員都是義務職，并無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濟難總會成立伊始，其章程就嚴格規(guī)定了分會的組織事項，為后續(xù)各地分會紛紛成立、濟難事業(yè)遍布海外奠定了基礎。該會規(guī)格之高、組織之嚴密、目光之長遠，由此可見一斑。

捐獻點滴善舉  匯流成河

濟難總會成立的幾年間，經營如何？為救濟同胞做了哪些事情？《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征信錄》給了我們答案。該《征信錄》共有70頁之多，記錄了總會從1938年5月至1944年底6年半的收支明細，前兩頁為該會組織者的致信及征信錄序言。其收入支出的類目極多，數(shù)額巨細不等，非常詳盡，按大類歸總，如表1所示：

表1

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1938年5月至1944年收支情況表

單位：元

▲可點擊放大表格觀看

濟難總會的收入主要來源于捐款。從表格可見，從成立之初的1938年5月至1941年，每年的捐款數(shù)額都不少，特別是1940年，港幣超14.6萬元、國幣超16.5萬元，是歷年之最。濟難總會的第一筆捐款來自中山僑商會及其平糶義倉（平糶：在豐年平價收購農民的余粟，荒年用平價出售積粟，從而達到穩(wěn)定糧食價格的目的），合計港幣1000元，發(fā)起人首捐的激勵作用至關重要，隨后善舉由香港擴散至海外各地，捐款紛至沓來。

香港地區(qū)的捐款人大概分為以下幾類：一是以個人名義捐款的政界商界大腕名流，如香港巨商盧仲云、道亨銀行創(chuàng)始人董仲偉、企業(yè)家唐海安、永安百貨創(chuàng)始人郭泉、先施公司創(chuàng)始人馬應彪等人，他們財力雄厚，每次捐款都在百元港幣以上；二是以集體名義捐款的銀行、酒店等各類大企業(yè)，或者先施百貨、永安百貨、大新百貨這類大集團旗下的各類子公司，這種員工籌募的方式每次幾百元港幣不等；三是一些小商號和普通民眾，他們的捐款大都為十元、幾十元港幣，雖然個人之力微薄，然而積少成多，匯流成河，也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

隨后，成涌流之勢而來的是海外的美國、澳洲、東南亞國家等各地分會、同鄉(xiāng)會、各類公益組織及個人的捐款。1938年末至1941年，美國檀香山、芝加哥、三藩市，秘魯，巴拿馬，危地馬拉，加拿大，古巴，澳大利亞悉尼、湯斯維爾等地分會均有捐款在冊，并且許多分會都不止一次匯來捐款，折合成港幣，每次都有幾千元甚至上萬元，可謂是巨款。各類公益組織，如古巴公善堂、庇里士彬（今譯布里斯班）邑僑救濟會、檀山兒婦宣傳團等；各地同鄉(xiāng)會，如旅墨港埠中山同鄉(xiāng)會、越南中山同鄉(xiāng)會等，都慷慨捐獻，可見海外各地華僑對戰(zhàn)火之中的中國大地的絲絲牽掛，以及對襄助同胞、響應號召的積極性，也可見濟難總會蜚聲海外的聲譽及日漸高漲的影響力。

《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征信錄》民國28年（1939年）的收入（部分）（中山市檔案館藏）

濟難總會的影響甚至深入內陸，征信錄的捐獻名單中，可以看到中央賑濟、港澳賑濟會（中央撥款）、廣東省賑濟會、上海救濟中山難民會，以及廣東省政府、中山第四區(qū)等黨政機構一萬至幾萬國幣不等的大額救濟款。內地個人的捐款也源源不斷，有政商界名流，如曾任廣州財政局局長的程鴻軒、曾任香山縣長的吳鐵城，也有聲名不顯的普通民眾。

對比各個年份的收支數(shù)目，會發(fā)現(xiàn)1941年與1942年之間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1941年底香港的淪陷，給濟難總會的運作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當時香港已成為被日軍封鎖的孤島，設于香港的總會自身難保，也難以發(fā)起募捐或者接收各分會捐款了。征信錄顯示，1942年濟難總會無一分一厘的捐入款。

1943年只有兩筆捐入款，其中一筆為“中國棒球之父”梁扶初捐的軍票10萬（這里的“軍票”是指日軍在其占領區(qū)所發(fā)行的貨幣，征信錄顯示這筆錢兌換成港幣400元）。據(jù)相關記載，梁扶初因不恥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于1932年離開日本遷至上海定居，1940年輾轉到香港避難，1944年逃離香港回到家鄉(xiāng)中山。當時他是在何種境況下捐出這筆費用的，我們已無從知曉，只有征信錄上的數(shù)字，體現(xiàn)了一個游子心懷家園的拳拳愛國心。

除了最根本的捐入款外，濟難總會的收入還有“利息”和“兌換溢水”。征信錄顯示，從第二年（1939年）開始，該會將部分捐入款存入當時的永安公司（旗下保險公司及銀行等）、廣東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澳門廣記銀號等，從而獲得利息收益。對比捐入款，利息所得收益甚少，不過在“錙銖必較”的戰(zhàn)時彌足珍貴，況且也證明了捐入款得到了妥善保管?！皟稉Q溢水”和支出部分的“兌換匯水”是相對的，即當時貨幣互相兌換時所產生的損益。因收到的捐款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海外等各方邑眾，幣種涉及港幣、國幣、美金等，支出需用到港幣或國幣亦不等，所以貨幣兌換是常事。從較長的一段時間來看，損益總是相對的，也趨于持平。

在國家危難之際、民族存亡之秋，為守護家鄉(xiāng)梓里，無數(shù)海外僑胞伸出援手、慷慨解囊，點滴善舉，匯流成河，為飽受戰(zhàn)爭之苦的民眾帶來新的希望。

濟難管理有道  兼濟四方

對于遠在他鄉(xiāng)，無法躬身報國，只能解囊相助的每一位愛國游子來說，這些捐款何去何從了？是否對家鄉(xiāng)、對梓里有所助益？大概是他們最為關心在意的。對比歸總這六年半濟難款的使用細目，我們大概可以了解濟難總會的救濟開展情況。

濟難總會對家鄉(xiāng)中山的救濟最多，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救濟是撥派濟難款給中山縣政府或所屬各區(qū)。其時中山劃分為9個政區(qū)，征信錄顯示，在這幾年間，濟難總會給每個區(qū)都曾撥款，而且多個區(qū)撥款不止一次。這部分的款項在濟難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濟難總會直接交給中山縣縣長或撥給各區(qū)的濟難款合計達國幣50多萬元、軍票近2500元，幾乎等于1940年整年的捐款（該年是歷年捐濟款支出最高的年份）。除了撥給濟難款，濟難總會還多次購買藥品、衣物、食品、辦公用品等捐給中山縣政府，所費亦不少。

對于在抗戰(zhàn)前線流血犧牲的將士及后方的家屬們，海內外華僑也頗為關切。該《征信錄》中有多處“慰勞將士”“撫恤家屬”的支出，而且是各分會或其他公益組織所指定支出部分，濟難總會代為辦理。如1940年，代理美國芝加哥、加拿大溫哥華、古巴分會及鐵城崇義總會等共慰勞將士港幣1.18萬元。另外，無組織指定的慰勞將士支出也近港幣2萬元。撫恤家屬的支出并不多，該《征信錄》多處記錄的如“恤朱國強大隊長家屬國幣300元”“恤中山守備隊大隊長家屬國幣200元”等，每次不過兩三百元國幣。不過，對于在戰(zhàn)爭中痛失親人的家屬來說，收到遠在他鄉(xiāng)的關懷與支持，或許能夠得到些許慰藉和力量吧！

該《征信錄》顯示，在1940年4月至1941年5月間，濟難總會曾多次給中山縣立聯(lián)合中學捐助辦學經費，而且是作為固定的撥款，每月國幣2700元，持續(xù)1年不曾間斷，大概是作為教職員薪資派發(fā)的。另外還有兩筆單獨的捐助，合計國幣1.1萬元。據(jù)《中山市教育志》記載，因戰(zhàn)爭影響，1939年初，中山縣立中學、中山縣立女子初級中學及中山縣立簡易師范學校三校合并為中山縣立聯(lián)合中學，遷往南屏（今屬珠海市）辦學。中山淪陷后，聯(lián)合中學于1940年遷往澳門，1943年8月又遷到廣東恩平縣。當年的中山師生在戰(zhàn)火中顛沛流離，卻仍能弦歌不輟，免于失學的苦難，背后少不了濟難總會的功勞。

濟難總會在辦理賑濟方面支出也較為龐大，該《征信錄》顯示曾多次撥款給急賑會辦理濟難，合計支出國幣近10萬元。其中1940年的支出有單獨劃出“救濟團辦賑濟”這一項，費用共計國幣194869.60元，由此可見數(shù)目之巨。香港和澳門還曾一起合辦賑濟，濟難總會在這方面也支出了好幾萬的國幣。除了自辦或與其他機構合辦賑濟活動之外，濟難總會還積極對其他的慈善救濟機構伸出援手，如多次資助中山婦兒收容所，合計達港幣6500元；捐助欖鎮(zhèn)嬰兒收養(yǎng)院港幣2000元；捐助澳門圣母堂無原罪學院國幣2000元；捐給同善堂施粥費用國幣1000元；接濟韶關同鄉(xiāng)會國幣3000元等，難以計數(shù)。

濟難總會還指派干事在各地籌辦難民營及收容所，為難民購置藥品、衣物、蚊帳、餅干等。該《征信錄》支出細目可以看到“屈頓伯辦難民營”支出港幣1萬元、“交王世明辦婦兒收容所”三次花費港幣共3000元，以及購買或海外某分會捐贈的“馬寶山餅干”“新德隆衛(wèi)生衣”“光酥餅”“痢癥散”等。其實，在整本《征信錄》中，記錄最多的支出項目是“捐助難民回鄉(xiāng)”，1940年的支出甚至清楚地寫明了所助難民的姓名，“助難民葉陳氏等四名回鄉(xiāng)”港幣7元、“助難民梁耀一家六名回鄉(xiāng)”港幣6元、“助難民林百里往瀘船腳”港幣12.5元……在這6年半的時間里，該《征信錄》所記載的助難民回鄉(xiāng)次數(shù)共有100多次，粗略估計幫助的人數(shù)也有幾百人。

《中山海外同鄉(xiāng)濟難總會征信錄》民國28年度（1939年）的支出（部分）（中山市檔案館藏）

除了救濟之外，濟難總會的運營也需要支出。上文曾提及少部分文牘職員有津貼和公費，據(jù)該《征信錄》記載，職員工金大概每人每月港幣幾元至二三十元不等。經常性的支出費用還有購置紙張、油墨等辦公用品費用，以及職員的路費、車費等。另有一項開支頗大的費用，即郵費，特別是寄往國外的空郵，因為需經常與海外各分會及僑胞聯(lián)絡，這項費用甚至超過了其它運營費用的總和。

從撥派濟難款、捐助各類機構等大的規(guī)劃，至助難民回鄉(xiāng)、購買救濟品等瑣碎事務，濟難總會管理有道，兼濟四方，將各項救濟工作開展得有條不紊，在戰(zhàn)火紛飛、風雨飄搖的境況中，為千千萬萬同胞提供了一方庇護之所。

通過該《征信錄》上的記載和數(shù)字的解讀，我們試圖還原部分濟難總會抗戰(zhàn)救濟活動的歷史。事實上，這也是當時千萬個華僑救亡團體活動的一個縮影。縱觀中華民族的整個抗日戰(zhàn)爭歷程，海內外僑胞心系家園，從輿論聲援、物資援助甚至親身回國參與抗戰(zhàn)，與祖國人民共御外敵、共紓國難，為抗日戰(zhàn)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